达州闪小说里的底层书写——以《川东文学》达州闪小说群体联展为例/钟钦

程思良

达州闪小说里的底层书写
——以《川东文学》达州闪小说群体联展为例
作者：钟钦

闪小说是英文flash fiction的意译，字数在600字内，应运而生是其最适应当下生活节奏、情绪宣泄、传播方式和阅读需求。《川东文学》达州闪小说群体联展，展出了达州籍且目前大都生活工作在达州的智若愚、杨祚华、黎凡、唐端、侯文秀、廖维、王大举、李柯漂、卢贵清、胡兴雄、谭帅、李佑伦12人的闪小说。他们几乎都是生活在底层的护士、小学教师、乡村干部、普通工人、农民工等，这就注定了他们的闪小说创作，眼光向下，关注底层人物的命运遭际。他们书写着农民、普通小市民、退休职工、残疾儿童、被拐卖的妇女、精准扶贫对象、乡村干部等这些生活在底层的草根阶层普通百姓，最大的官员（其实还算不上官员），无外乎是乡上的公职人员。作品以情节的戏剧化手法，高度凝炼生活，用凡人琐事，杯中兴波，反映底层的喜怒哀乐。这种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敏感和机智的瞬间把握，使其方寸之地积聚了巨大爆发力，深刻地表现出对人性，特别是对底层文化里的人情世故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的洞察，使其作品充满无限张力。

一、“苦”的霸凌与温馨。闪小说作家需要有一双慧眼，擅长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创作素材。乡镇干部智若愚（本名唐自勇），其《全频道》写妻管严的全频道 耳朵张老二，一辈子被其妻揪住耳朵，像扭黑白电视机频道，或左或右使劲狂扭成了“全频道”。他临死前，伸着手，几次张嘴却没发出声。其妻以各种遗愿问询，张老二都摇头，最后“张老二奓了奓嘴，缓慢举起手，伸向老婆”。其妻如梦初醒，认定丈夫想扭她的耳朵。张老二点头又摇头，“抓住老婆的手，慢慢举到自己耳朵边”“你，你，再扭，一扭，我的，耳朵，我这，一走，你，你就，你就，再没有，没有耳朵扭了。”其妻一下子抱住张老二，将其手放在自己耳朵上，哭着要一辈子也“没有扭过我的耳朵”张老二，“你扭哇，使劲扭哇，把我也扭成个全频道”时，张老二已经断气了。作者借严监生临死前伸出两根指头的经典写出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苦”的夫妻情深：苦涩而甜蜜，蛮横而温馨，隐秘的施虐与受虐等业已成为了习惯的奇妙心理。这种“苦”，是一种中国底层文化语境中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但其内在包含了底层社会里夫妻间深厚的爱和包容。巴尔扎克说：“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话，它就毫无足取了。”《全频道》以“扶质立干”细节聚焦的手法，刻画人物，突出主旨，其细节堪称典范。

同为乡镇干部的杨祚华的《下棋》，则是写退休老人孤独的霸凌与宽仁：张老头和手下败将王老头，两人都较真固执，一个赢得高兴得胜不饶人，一个输得郁闷甩了棋子推枰不下。下棋虽是娱乐，不输钱输命，到底关乎心情，“输了心情，比输啥子都重要！”“于是，俩老头背对背，各抽各的烟，各喝各的茶。”算是“友尽情灭”，真个是老小老小老来还小。但他们到底不是小孩，黄土已埋了半截，于孤独处明晓老来的朋伴，更需包容，更需宽仁大度。当王老头瞎溜达多时，看到“张老头兀自枯坐在黄桷树下”，遂主动上前和解。张老头也不是一根筋的人，便借坡下驴，继续下棋。一人赢一盘，最后和棋，“笑呵呵地跨进了小酒馆。”

二、“痛”的悲怆与彷徨。“小说不是现实的写照，而是独立的存在。”（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课堂》2005年）唐端的《樱桃树》写与娘一起在院内栽了樱桃树的南方的小丽被拐卖到了北方。多次逃跑失败后，男人应许她栽了棵樱桃树在这北方的院内。小丽每天给这棵樱桃树浇水说话、喊娘，“喊娘的时候泪水湿了衣襟”。樱桃树越长越大，小丽在樱桃树下时间越来越久，梦里也全是家乡的樱桃树，娘在樱桃树下哭成了雕像：“丽——丽——丽，娘在这里。”小丽终被解救回家，在家里的樱桃树下，小丽扑入了白发老娘怀中。可是回乡的小丽，夜夜梦见的是北方的那棵樱桃树。怎么办？小丽可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薇拉。在这块土地上，不知道有多少个“小丽”永远生活在这种无边无际的“痛”中。小丽可以被拯救，但这种“痛”，怎么弥补？我们只是活着却没有了生活，却又于绝望中去寻获萤火虫般的希望，并让我们的生活尽量有一抹亮色。《樱桃树》构思精巧，写出了生活异端的爱恨交织的痛苦。

三、“欲”的烦恼与变异。王大举的闪小说《难吃的面条》直面非常态而又常态的夫妻生活。夫妻俩在丈夫情人楼下的小面店吃面过程中，处处在在都是机锋。小说撷取生活中的一朵小浪花，采用相对扩展的叙事手法，针砭世相，力透纸背。

杨祚华的《诨名》则是讽刺了总爱给别人乱取诨名乱喊诨名的乡村文化恶俗。诨名绰号是人们生活的调节器，多少宏大严肃的主题，就在诨名绰号里，逐步消解。这已浸润于每个底层人心中，成为日用而不觉。这也是乡间文化贫瘠精神寂寞的一种表现，间接地反映了建设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文化软实力的不易。

黎凡的《初心》则是写的“艾小姐”要求“变脸”整容的吴博士，变回我变脸49次前刚出道的模样，却“回不去了”。小说杯水巨澜，揭示了一个永恒主题：我们奔着宏大目标而去，到头来，想回到原点，却回不去了。

李佑伦的《肇事者》、李柯漂的《大姑》，同样写出了今日社会转型变革的背景下的共同焦虑。底层的普遍心理，蔓延出来的就是混沌的各种生存状态下的众生百相。其原因是“对日常秩序的偏离、对传统价值的叛逆”，是生活“荒漠中的人性畸变、现代性语境下欲望的唤醒及再压抑……真正成为了个体的底层、暧昧的底层、充满悖论的底层、去价值化的底层。背后折射出时代普遍的精神困境”（李壮《青年作家与“新底层”》2014年）。

四、“梦”的骨感与丰满。我们这个时代，急剧变革风起云涌，是有温度、有梦想、有情怀、有使命的时代。卢贵清的《变卦》就写了精准扶贫中的小插曲：贫困户牟大娘房烂屋破，对别人家新房艳羡不已，但由于贫困而决不改危建新。赶场时碰巧坐上了派往村里精准扶贫的第一书记小邓的长安车，在小邓脱贫奔康的政策措施的引领下，决定马上拆旧建新。她老伴李老头便要急匆匆去找风水先生来看地择期，但当得知小邓书记大学是建筑专业，又在建设局工作了五年，明天要来帮他们规划设计新房时，担心风水先生与小邓说的不一样，遂决定“那就只请小邓第一书记”。小说写了两次变卦，牟大娘由不改危建新到转变为积极修新房，由请风水先生看地择期到请小邓书记规划设计。虽是小小的两次转变，却见微知著地反应了农村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的新气象新变化。现实虽然骨感，梦想毕竟丰满，而且逐步美梦成真。卢贵清的《卖鱼》、李柯漂的《立冬》、侯文秀的《幸好不收礼》、谭帅的《送礼》、廖维的《阳光的约定》，同样写出这种新气象新变化，读来令人倍感欣喜。

诚然，达州闪小说创作近年颇有佳绩，获奖甚众。但不能否认，精品意识不强，生活底蕴不深，思想大于形象，观念远胜艺术，没能广阔地反映当今纷繁复杂的转型期社会生活。刻画的人物层次单一，脸谱化严重，情节设置上还不能很好地做到“表现出人物行为的矛盾冲突，由此揭示人物命运变化的过程”（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2016年）。同时，闪小说最重要的欧·亨利手法尚不娴熟。一些作者的语言，仅仅做到文从字顺，远谈不上文学语言的艺术性。沈德潜《说诗晬语》曰：“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作家的职责是要消除人们潜意识中的邪恶隐性，纯洁净化社会空气和人的灵魂，鞭笞假丑恶，讴歌真善美，从而“为世界贡献出原创的而又具普遍性的精神财富”。

（原载《达州日报》2018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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