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小说”之“闪”/郑文(《金山》2010年5期）

程思良

“闪小说”之“闪”
作者：郑文

最近看了一些“闪小说”,是比上限定为两千字的小小说更短的小说,长的几百字,短的只有几十字。短到这种程度,量变引起了质变,一般的小说技法已经很难施展,其构思的精巧就成了它的撒手锏。
　　 善写闪小说的匈牙利作家厄尔凯尼・伊斯特万指出,要做到“在作者方面使用最少量的信息,在读者方面产生最大量的想象”。“闪”就是篇幅“极短”,一“闪”而过;但又要让人眼前一亮,那就必须有思想和灵感的火花。
　　 汉魏六朝那种极短的志怪志人小说,算不算“闪小说”呢?我以为是不能算的。那只是传闻轶事的片断记录,成为小说的自然雏形,并无自觉的文体意识,与现当代文学中苦心经营的精短小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列异传》中有一则关于干将莫邪之子为父报仇的传说,只有两百多字,也很引人入胜,但只能算一个“故事梗概”。后来鲁迅将其敷衍成短篇小说《铸剑》,则向我们展示了从素材到精品的加工过程。现在写精短小说,自然不能再去写些“故事梗概”,而应该像王蒙所说的那样,去“从一个点、一个画面、一个对比、一声赞叹,一瞬间之中,捕捉住了小说――一种智慧、一种美、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一种新鲜的思想”。
　　 波兰有一篇《文艺批评家和部长》,说部长征求批评家对某作品的意见,批评家的回答变了六次:“小说是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好的”,“我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针对庸俗的知识分子”,“确切地说,就是那些没有鉴赏力的人”,“这是一部坏小说”,“当然,也不能全盘否定”。在他每次回答之间,部长都在摇头,到最后才道出了摇头的原委:“这衣领真别扭。”一个场景几句话,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细节,却因驴头不对马嘴而发光。当然,这令我们想起契诃夫的《变色龙》,但此篇的创新之处在于,部长并没有表态,甚至根本就没注意批评家在说什么,他因为衣领的别扭,正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脖子。而这位批评家的“跟风症”,已经发展到风声鹤唳的地步了!
　　 再看契诃夫的《威胁》。一位贵族老爷的马被盗,于是在报上发表声明:“如果不把马还给我,我将采取我父亲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过的非常措施。”小偷一看非常害怕,就偷偷把马送还了。有朋友问老爷,你父亲当初究竟是怎么做的呢?老爷答曰:“有一次他住旅店时,马被偷走,他就把马肚带套在脖子上,背着马鞍回家了。如果小偷不是这样善良和客气的话,我发誓,我一定要照父亲那种做法去做。”登报声明煞有介事,“非常措施”声色俱厉,释放着事态严重的信息,多年来贵族老爷的心狠手辣吓坏了小偷。然而揭开谜底,这“威胁”竟是一根银样蜡枪头。小说写于19世纪80年代,俄国农奴制早已废除,贵族权势江河日下,其色厉内荏的表里不一,活画出无可奈何的狼狈相。前面“威胁”的信息越强化,后面老爷的自嘲就越可笑,读者的艺术享受就越大。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说,审美意识是两个层次的结构,透过艺术形式得到感性的喜悦,透过思想内容得到理性的满足。而这种理性的满足,有时是多层次的。如果我们只看到《威胁》中小偷的可笑,那就把更重要的一层意思遗漏了。屠格涅夫有一篇《乞丐》,说“我”在街上遇到一个伸手乞讨的老人,可是“我”摸遍了身上的衣袋,什么东西也没带。“我”只好紧紧握住他颤抖的手,表示抱歉。那乞丐浅浅一笑,也紧握“我”的手说:“就这也该谢谢您啦。这也是周济啊,老弟。”然后就是小说的结尾:“我懂了,我也从我的兄弟那里得到了周济。”2005年,镇江市“增华阁”作文大赛曾以这个故事为材料,要求写读后感,但材料漏掉了结尾,结果就大大缩小了读者的感悟空间。
　　 有些闪小说甚至需要读者与作者共同点燃艺术的火花。比如马克・吐温的《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招聘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提前一星期预付给女打字员的薪水……(支出金额),购买送给女打字员花束……(支出金额),同她共进一顿晚餐……(支出金额),给夫人买衣服……(一大笔开支),给岳母买大衣(一大笔开支),招聘中年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全文不到一百字,却隐藏着一个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的故事,连主人公的言行神态都可以想象出来,其奥妙之处,尤其在于文字中几个异样的信息――“提前……预付”、“送……花束”、“共进……晚餐”、“一大笔”、“一大笔”、“中年”。

程思良

王有国

好评！深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