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暹罗满天星 ——谈《心有灵犀》中司马攻的闪小说书写

冷清秋

遥望暹罗满天星

——谈《心有灵犀》中司马攻的闪小说书写

文□冷清秋

　　
    司马攻先生的闪小说集《心有灵犀》中，写得最从容又最动人心魄的当属《虾米笋粿》。文中一个小买卖人，身体力行对于售卖路线上“有进无退”的坚持，也许仅是售卖者个性上的古怪，或者乃是小生意人生存的某种智慧。但是非富即贵的三爷无奈下的妥协，这种经年累月后表面上对于口腹之欲的最终屈服，放在病危的背景下，则传达了对于人世的无限留恋。可是留恋又有什么用，坚不坚持又有什么用，时光不等人，翌日天一亮三爷就去了，而两刻钟后，墙外巷尾又传来笋粿伯终年如一日的高唱“虾米笋粿，有进无退”。在这里，披上了“笋粿伯”外衣的时间，和幻化为“三爷”的众生，不动声色地呈现在文章之内——如果这就是闪小说，那么当面对种种疑惑的目光时，你当可以放声而说：闪小说当然大有可为。
    实际上，创作是打破理论樊笼的最有力之巨斧。闪小说有没有生命力，闪小说能写到什么程度上，最终决定这一切的还是创作。作品能走多远，闪小说便能把脚印踏到何处。《虾米笋粿》让我们看到，“小”与“厚重”是可以两全的。但需要明白的是，这一篇技巧还是次要的，这厚重感更多的来自对于人生的深刻体验和凝练的总结。此外此篇行文上的不动声色，也是其与开篇处的《情深恨更深》或是《风雪夜归人》在写作上最大的不同之处。
　　当然，时光与情感这不同的元素在处理上是会有不同，但是就《风雪夜归人》来讲，人物间蓦然相逢时那剧烈的言词冲突，究竟这心中有情无情还在两说。因此孤坐门外雪中，这举动本身未必真的能说明什么，倒是那落满肩头的积雪，则是不经意间更好的表白。在这一点上，《伤心河边骨》就做得比较好。但是《伤心河边骨》用的是侧写，能与它比较的应该是《情深恨更深》。只是在《情深恨更深》中，那种所谓的“情”与“恨”，某种程度上是书写者强加给读者的印记。也只有当读者顺着作者的指向而走时，此篇才能成立。而生活何其复杂，情感又是有诸多纠结，因此读者真的会放下自我的思索，附耳恭听？我以为，此处暴露的就是短小文学不易克服的局限了，就是在字数上它没有太多的余地来“说服”读者。
　　但这“局限”还不至于扩大成“缺陷”，是因为闪小说还可借着共同的情感体验来达到“不证自明”——就如司马攻先生在《风炉伯》中所做的那样。严格来说，《风炉伯》中开篇标示道“1938年2月某一天”，结尾处再由林大志的儿子点出“去年底日寇在南京杀死四十万同胞”，在背景提示上可能略有重复之嫌，但是毫无疑问，这两处无论哪一处你都不用解释太多，因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于海内外华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所在。那种情绪的蓄积和事实上的无可辩驳，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效果。这也是此篇可以通过“风炉伯”这样一个人小言轻的事，来传达出宏大事件的原因。
　　当然作者也找到了另一个弥补的方式，就是通过带有标签性质的标题，来给予提示和强化，除了上面的几篇外比较突出的就比如《天涯》。但是《天涯》看上去似乎有一个缺陷，就是“十三岁的男童别”和“十二岁的女孩瑶”之间难以逾越的距离是如何拉开的？如无意外，这个“别”应当属一个异族人。只是笔者对于泰国名姓并无了解，因此无从判断。但是从文法上来讲，只有“别”属异族小孩时，这个标题的张力才会达到最大化——通过“十三岁”“十二岁”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相近，来衬托族群间难以跨越的文化和利益天堑。这样“天涯”一词即有作者“若比邻”的祝愿，也有人物脸上“咫尺”的愁苦。
　　这种设计的巧妙，依托于前人的文学遗产，这即是闪小说必然同样可以汲取的财富，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具体表现。
　　（当然，利弊相存，同时也会成为对外翻译中技术上的困难。）
　　所以，真正能有感应的，自当是“我族我类”莫属。关于这一点，作者在《生死之交》中体现得就很为明显。因为也只有华族人，才能更深切地理会为何李光波遗言会是“要耐劳吃苦，并经常给你母亲写信、寄钱”。这就是一个生死之交的全部叮嘱。这不只是个人的情感，而是一种对于家和亲情以及为人处事方法上的文化和信仰——也只有把这个法码加上去，题目与结尾遗言间的轻重才会达到平衡。
　　这种对比手法的效果是如此明显，所以马司攻先生又在《叔嫂俩》《童话》《情深》中一再尝试，但是却又有细微的变化。寡嫂壮叔之间，即便你情我愿，但还是绕不开一个伦理的问题，所以《叔嫂俩》中最后一个为尼一个为僧，但是忘俗并非无情者，因为之所以要“忘”，是因为“有”所致。所以题目中于“叔嫂”之后做一成双成对的“俩”字，与结尾处的青衫孤灯一对应，可谓神来之笔。这种形离意合之味，让人百般难解，因为结尾处清明时那一坟头，即是两人得以结识之缘，也是二者无法琴瑟相合之困。你说这般可怎的生生是好。相对于这种题目对于情形的实描，在另一篇中作者则改为一种浪漫的寄托和充满意趣的期许——两个年过九十的老人，七十多年的风雨相守，然后互许来生。你怎么理解这种半戏谑的认真呢？也就只有是当成《童话》了。
　　紧跟在后面的《小偷》《难中见真情》则又是另一番效果，以闪小说简单的篇幅，靠戏剧性的转折，透露出了现实中的深刻。《小偷》中读者不免怀疑——过错真的可以补救么？回头处是杨柳岸还是自投罗网？而《难中见真情》里，有必要探讨一下所谓的真情，是一种自我的牺牲还是一种对于人心的明悟？作者或是不做回答，或是通过天降甘露来暗示。然而，有些题，答案远非一种。何况作者通过情节这一正一否的回应，似乎也说明了事情的复杂。
　　在司马攻的闪小说天地里，显然有着更为用心的设计，比如像《意恐迟迟归》《只喝两杯》《中秋望月》《短笛泣寒夜》等。《意恐迟迟归》里，像分镜头一般，题目停留在母亲的内心，而小说的主体情节却随着出行的游子远去，写到结尾游子命丧海外之际，再回头看，母亲的那份关切和期盼仍停留在标题中苦苦等待。这种思念的定格与人物的渐行渐无以至于逝去，一静一动一永恒一消逝之间，沉甸甸的感觉油然而生。手法的巧妙，有时道具的选择犹为重要。在《只喝两杯》中，通过八十岁的父亲突然想喝酒，即来传达出生活的变迁，更是钩出了对于亡妻的思念。但这思念不是由嘴说出，而是通过梦见达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此表面上是讲富足的生活，实质里却是对于艰难往事里亡妻的暗自追思。这种对于亡人的思念之情，在《中秋望月》里表现得就更为明显了。只不过人物并无一言，只是望着那中秋之月。所谓明月千里寄相思，只是这一望之间却是阴阳两隔之际，情之一字易写难投。《短笛泣寒夜》的好，在于文中营造出了孤寂的意味。所谓言为心声，以歌代诉。那寒夜中的笛声，揉搓着听者内心的柔软，所以不惜胡诌出两个命格来给瞎了眼的算命先生，做为今晚的衣食着落。
　　接下来的《孙媳妇》和《怀念》都是有些特别之作。华文的衰落和从生活中远去，看在海外老一代华人眼中，多半属于一件焦灼但又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在嫡系孙子丧失中文阅读能力之际，做为外来的异族人的孙媳却在用力学习华文，这怎能不让心急如焚的老人喜出望外，直言道“你是奶奶的好孩子”！然而这多半不是现实的，就像《怀念》中一个被遗弃的幺女，二十年后又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眼前，还带着一个没有半点怨恨即美丽又怡然的名字“素琴”。为什么作者铁了心非要讲一个突降希望或是大团圆的故事？也许是心存美好，也许是为了对抗冰冷与无情的现实。所以在这里，小说的情节设计和走向结局，反而更多的成为了一种希翼。
　　《中国人》这一篇的最大特色在于，作者千挑万选，最终这画像临摹的是“一个很普通”的父亲。身为商人的小孩子，却拒绝了游客的做为答谢的金钱上的馈赠。每一个族群中普通人是大多数，所以写一个“很普通”的人物，远要比写一个英雄或是传奇更能代表群体。
　　《看亲人来的》内容是确有其事。这一篇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人情练达即文章”。无须太多计巧，简单节制的记述，内中深情就已喷薄而出了。
　　所以，有些时候，无须用力，如实的记述，那种真切就已达成。像《烟壶》中，一个简单的关于鼻烟有无的细节，把原本缥缈虚无的文化断裂给清晰地呈现出来——远在异国他乡的“爷爷”，那多年来满腔思念的寄托“鼻烟”，如今在北京这种中华文化首善之地，竟然也成了世间绝唱，仅有一个莫名的老者还在坚持。无论是异国他乡的“爷爷”，还是北京城中偶遇的“老者”，他们的记忆和习惯之所以被遗弃，当然有时代进步之因，但是显然也有文化割裂之嫌。这之间的是非得失，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无论怎样，两位老人，无论是漂流他乡，还是固守家园，都已经成为了某一个时代存于这世间的最后记忆。这种各自的坚持和追寻，也就成了整个的“过去”消亡前的最后一瞥。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爷爷”还是“老者”，都已找不到了心灵上的“故国”，沦为现实中的他乡之客。
　　这种喻指，有时需要读者去背景中挖掘，像《这个人有点口吃》，这一篇口吃这个细节显然是用来做为确定人物身份的手段。但是所谓的“口吃”，还可以有另一层意指，即“表达的艰难”。为何会艰难？“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没错：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一个华族人生存环境艰难的境地，离国去乡的前提下，相互帮助提携，本是应有之举，但是这点直白的道理，有时却挡不住更为实际的利益的考量。只是一旦人人利字当先，人心就散了，族群也就彻底败了。但是这些怎敌得住，现实生活中迫切的某种需求。因此这沟通便会有失败的可能，反而不如不说，静待对方的醒悟。这些，在《不让须眉》中就明确地表达了出来。所以，只有对于海外华人整体的生存背景有所了解，才能真正地体察这些文字背后的指向。不然仅把主题归之于私德或是好心，不免失之浅显。
　　只是这样读来主题如此沉重，还好有《等伞》这样的篇章可以让人稍喘口气。所谓少女情怀总是诗，只是这种神女有意襄王无心的迟钝与错失，给人增添了几多惆怅。
　　人物的行为习惯和情感特征，都很容易打上文化习俗的印记。这就是《最深印象》和《志气》这两篇的有意思所在，讲的都是文化习惯对于心理的影响。身处异国他乡街头的巴黎，让大家产生亲近感的，是共饮一壶茶的情景，这些被共同的习惯所建立起来的熟稔，甚至取代了异国风情的美妙。相对于《最深印象》的这种明确，作者对于《志气》的把握是让人有疑虑的。其实不说别的，如果有两位英文老师，一位叫陈大牛，一位叫英格力•斯达第，那么学生选后者的可能性远超前者。这就是心理认同。同样，华人擅长的当属中餐，西餐自然应该是西方厨子更拿手。这虽然属于一种偏见，但是显然有现实理由的支撑。所以在商言商，卡迪斯并非是全无理由，而做得一手好西餐的老陈所遭遇的这种困境，即有东西方交流融汇不足的背景，也有当地华人社会地位低下的直接原因。因此这篇叫《志气》是否真正反映出了这种复杂的情形？也许当题目似指非指，处于某种两可之间，效果更好些。就如《眼力》一样，丈夫说茶，妻子说人，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眼力，夫妻间的嬉笑打骂，化成了小暖人心的恩爱，平淡无奇的情节，就多了几分意趣。
　　有些题材和情节大家都看得习以为常了，但《第十二束玫瑰》的巧妙之处在于，女人原本以为曾经的恋人和自己一样，都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他也前往别处开启了崭新的生活。不料想，全然不是，对方十余年了仍然未婚，仍然和自己住在同一个城市，自己随着时光前行之际，他却仍活在曾经的过往无法解脱出来。只是此情可待，已成追忆——这种隔阂，使得情感上分手这么多年后，生活中两人也处在了不同的时空中。如果说十二年前是她放弃了做他妻子，那么十二年后的今天她才发觉，对方正在以抓住过去死不放手来和她拉出距离，并放弃成为她日常生活中的好友。这究竟是一种痴情还是一种惩罚？痴情的话十二年也未免太久，惩罚的话，这爱恨竟会有如此之深？因此，对方假说结婚并迁离却又送了十二年的玫瑰，是一组很给人想象的设计。对于这种巧妙，司马攻先生有时候处理得也很小巧简单，如在《学话》中，连一只泰国原产的鹩哥都能说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不经意间就让人感受到主人学习汉语的下力和用心。
　　每一篇闪小说都可能有特定的读法。你只有沿着这特定的路才能真正领会作者的意图。像《大人吃大鱼》，它就属于一个现实中的族群生存法则寓言。做为外来者和弱势群体的华人，在海外每一处都很少能受到政治上的便利，还经常成为被忽视甚至被损害者。那么在这样一个公平有所缺失正义不太彰显环境下，与其抱怨和纠结被抢走到别人盘中的大鱼，反而不如细心捉住手边的小鱼更为实在。也正是这种心态，使得在相当范围内，华族虽然缺乏足够的政治上的权利和保障，但是于经济领域却有着不小的收获。当然，没有政治权利保障的经济收益，总有随时被损害的危险，但是无论是曾经自然灾荒，还是后来一直到现如今的政治权利上的失范，这种“多捉些小鱼回家”的心态，至少为一个流浪他乡的族群争取到了繁衍生息现实土壤。这也许不一定是最高明的方法，但至少是可行的一种生存之道。
　　万事总是有转机的，《我也要学中文》通过夫妻间的生活情趣讲述了一个严肃主题，就是随着大陆经济的强盛，海外华文文化出现发展契机的可能。这样的讲述，效果如糖衣药丸，可以把严肃专业的东西讲得生动易读。在这一点上，《侄儿当了部长》就有类似的效果。洪三河的儿子颂猜竞选人民代表，家族中人人出力，洪三河堂兄得光尤其卖力。但是成功上位的侄儿在听到属下汇报得光前来道贺时，简单地以一句“部长不在”将之打发。这其实从“颂猜”这个名字就能看出苗头。下一代心里对于族群的文化和行事心理习惯已经产生了隔阂。他不觉得那是情义，只认为是在趋利。《这个人真该死》则是做了一个反向的书写。写一个为了生活的缘故改入泰籍换名为萨那隆，但是其本人却对于这个名字如此陌生，以至于叫号的人喊了多次，他还在抱怨这个叫萨那隆的家伙占着号码却不见人影。
　　如果上面说的还多是平凡者的平淡生活，那么《传记》可能算是篇别有意味的追忆了。这就像《神医》中揭示的那样，“肚饥胆就大”，为了生活所迫或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一些人的原始资本积累之初可能多有不足与外人道之举。不过张家叔叔名“自信”，陈家兄弟叫“亦然”，这名字似乎在暗示，无论有多困难，但是这路都要走通下去。直到走出一个明朗的未来。但是发家之始，终是事后有所忌讳的，因此也才会出现《传记》中那暴怒之下的“XX，你出去”。
　　相对于上面的这些直书其意，《改道》的手法就比较隐含，只有想到“人死为大”时，才能理会到最后一段的意思。尸骨可以随便从别处挖来再重新乱埋，这无论是法律上还是道德文化上都是不可想象的。但它发生了。唯一的可能就是那都是客死它乡的无主之尸骸。这一写法同样被运用在了《缘》中。相互心仪的人却是“有爱无缘”，只因为同为小学老师的双方收入不足以共同生活。老师收入低微，这实际反映的是华文教育的困境。华文教育不畅，则华文文化面临衰退祖裔有渐趋消亡的危险。
　　在这些大主题的书写下，也有《男女有别》和《未死不能算赢》这些属生活小哲理的甜点呈上，算是一种调节。当然这一方面做得更好的是《好、好、瞎子好》，集可读性和文学性为一体。
　　事情总是在发展，情况也稍有变化。《都是老师》中王扬学教的是精神文化，张得正教的是经世技术，一个是为族群求发展，一个是为个人谋生计。其实两者二而一，一而二，是一根绳索的两端。
　　危机感是司马攻闪小说中挥之不去的一团阴云，始终笼罩在其对于华族命运思考的上空。但有时候作者也会荡开，去关注一下泛而化之的某个家庭里的来往开合。像《玩物》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篇。无论是鹦鹉还是雀牌，最终都是用来填充精神空虚的玩耍之物。这夫妻两人前后之间的埋怨，突出的是二者缺乏精神上的沟通和交融。换句话说，精神生活的匮乏，源自于文化生活的缺失。
　　所以可以看到司马攻先生的笔触，并未一味地停留在生活的正面，但作者并非只是要去讽刺人性的丑恶，而是用心去擦出那存在的亮色，这就是《明天轮到你》中所发出的那丝微光。把碰瓷写得充满温情，指出恶之下的关怀，这便是文学的功效之一。让读者领略到世态的复杂。
　　继续顺着这个线走下去，《义父》讲了一个关于商业诈骗的故事。题目中有一“义”字，人物名中嵌一“仁”字，做的却是不仁不义之举。这种“名”与“实”的分离，造成的结果便是失序。
    司马攻先生的闪小说着力于泰国华人社会的书写，在此背景下，《只因眼睛那一闪》充满了异域风情就显得很是另类。从手法上来看，结尾人物那声泣诉扩充了小说的情节，但这篇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复仇的方式不是枪手战胜枪手，而是女人战胜男人。这是个很值得琢磨的地方。因为在类似《杨家将》《呼家将》之类的评书中，或者在《鸡毛信》《闪闪红星》这类电影里，都出现了强势的成人做不到，但是弱势的小孩子却完成壮举的情节。细究之下你会发现，让不该上场的人物上场，一来会有悲壮之举，二来人物可以不守规则。不然像本文中找一壮汉，就算神枪手眼睛哪怕是因为恶心也闪了一下，但是读者会在道义上判那人不是个男人，无耻。这种对于规则的变通，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倾向，就是规则其实就是人心向背。
    除了对共同命运的关注，司马攻先生也对于书写者投下了忧虑的目光。像在《文章憎命达》里，背后反映出的是文化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割裂，这相距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何其遥远了，那种“敬惜字纸”的情形也早不见了。如果这就是如今的现实，那么我们所坚持的文化传承所承载的都是什么呢？《谁是瞎子》以反讽的质疑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以德为先。这是大义，从个人情感来讲，书写时作者总会把自己若有若无地代入笔下，这就是《小说家的下场》所生发出的荒诞。作者通过混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把自我和人物拉到同一舞台中央，一番身不由己的争夺就此展开。
    如果上面的那些主题都是明确的，那么《读书不可迷信》的内容看上去则充满了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一方面校长告诫要戒除迷信开化文明，另一方面却又借着出售祭祀的物品来维持学校的运营。这也许是对于现实的一种妥协，然而更像是在《人水问答》中水所回答的那样，“不是朋友，是母亲”。这种迷信也是母文化中的一部分，也许远跟不上时代了，也许只是前人的故弄玄虚，但是无论你如何看待，它就如母亲一般，仍然在毫无吝啬地滋养着挥下的子裔。反对也罢，像《古风》中那样误解也好，通通是来者不拒，全部包容。
　　对于通常人家来讲，饮食和人情往来里面蕴含着全部的族裔文化和精神传承。很多年前家乡菜代表着现实的思念，而在《寿宴》中却成了对于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的一种安慰。但是尊老的传统仍没有丢，所以，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而这也是理解《不，你没说谎》的线索。应梦》写的是一个夭折的人生，但这其实不是某一个人的结局，而是当年许多人的写照。
    上面这些大都是带有“过去”印迹的记述，那么当下呢？如果过去出现的是时空的隔阂，那么如今的难题则是解读上的困难。就如在《经济专家》中，文化遗产在当今更多的是被当作稀缺的经济资源来开发。所以对于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影响重大的秦始皇，在小孩子天真的脑袋里，反而成了伟大的经济专家。这种现实里解读上的错位和认知上的隔阂，就这么着产生了。所以在《风气》中，刘自变最终认可了孙子阿敢的直言，意识到需要坚持的应该是精神，而不是那些本身就在不断改变的外在。
    可能是现实中的洪水太让令人深刻了，司马攻先生在集子中一下子聚集了八篇相关的闪小说，分别是《水缘》《水改》《水运》《水性》《水落》《真善》《诉苦》《他又做了一只木船》。
    其中《诉苦》让我们意识到，在大灾大难面前，所谓的难民其实并不止一种，那些精神上哪怕是受着某种市侩式的折磨的，他们其实也是一群心理上的灾民。
所谓患难之时现真情，像《真善》中的“阿婆”，像《他又做了一只木般》的“他”，都以各自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那份力量。而做了善事并不以为是做了善事，方是为善。《心得》即是这个意思。
　　我们经常讲“怨天尤人”，其实除非天大的冤屈，我们是很少叩问苍天的。但是在《庙前少一人》中新生代的小孩子却没有这种忌讳，张口就点名秦桧背后的赵家天子。这算是童言无忌，还是新思维？都任由你去思索。只是你未必能揣摩透。因为就像在《模范公民》和《大师》中那样，人物的外在行为与内心所想其实是错位的，只是除了当事人自知外，旁人无从猜测。突出的就像在《依数字没有错》中那样，政要们辩论中的混乱，那主席台上的那貌似和稀泥的“宁可浪费一些，而不要饿死一个人”的一锤定音，究竟怎样理解，全看你对于生活的体验和人心的揣摩了。
    在《猴宴》中猴子们显然对此是考虑不周的，所以表面上争取到了自主的权利，然而实际上面临的却是突然的一无所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猴宴》完全就是对《依数字没有错》的一则注解。
    这种用一篇来给另一篇做补充和旁解的方式，显然是司马攻先生采用的一个对抗闪小说体量细小的策略。这种用心在这本《心有灵犀》中还有很多，所谓听景不如看景，欲知更多详情，不如亲自翻开集子看。（字8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