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许国江微型小说中的人物刻画

刘喜庆

　　                             浅议许国江微型小说中的人物刻画　

                                          　文/刘喜庆

　　微型小说因其短小精粹、蕴含深厚而极难把握，才被人们誉为小说王冠上的明珠。许国江经过几年来的磨练，技艺娴熟，举重若轻，其深刻的思想蕴涵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个性，令人捧腹，令人流泪，令人深思。
　　不妨把《来生再做母女》照录如下：
　　母亲身患绝症，女儿一直守候在她的身边。弥留之际，母亲的神志仍很清楚。女儿注视着母亲苍白灰暗的面庞，见她眼珠稍稍转了一下，嘴唇在微微蠕动。女儿俯下身子对母亲说：“妈妈，你还有什么事要交待？”
　　母亲干枯的眼眶里渗出了一滴浑浊的泪水，断断续续地说：“假如……还有……来生，我们……还做……母女。”
　　尽管声音极其微弱，但女儿听得十分真切。她取出手帕，拭干了母亲的眼泪，贴在她的耳边，哽咽着说：“妈妈，假如还有来生，我们一定再做母女。不过，妈妈，你要答应我，我俩得换个位置，我做母亲，你做女儿。”说罢，泪雨滂沱。
　　这篇微型小说不足三百字，却把一曲死别之际母女骨内情深的赞歌写得荡气回肠，催人泪下。显然作者热切赞美着人性的回归。叙述之简洁、描写之准确，乃至典型情节的选择与安排，都有助于蕴蓄一股感情的冲击力，使读者心灵震憾之余，又有思索的空间。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作家显然长于冷静的叙述和描写，表现了洞察生活底蕴的一种机敏。
　　许国江在微型小说创作中刻意发现并努力表现人间美好的感情，向读者所展现的是人性美的光彩。如《心愿》中所展示的深厚的师生情，绝不逊色于母女情。当邱老师的学生小月离校10年后又回到了当年关爱她的邱老师跟前，要求允许她喊邱老师一声“妈妈”，并把自己的身份证和一张信用卡交给邱老师，“但愿能对那些像我一样困难的学生起一点作用”时。她已身患重病，邱老师得知情况后流着眼泪，小声鼓励、抚爱她：“小月，别难过，听妈妈的话，振作起来，赶紧治病……”。人间真情、美好人性相互辉印，在平凡中放射着不平凡的光辉而令人心动。通过典型情节或细节来展示感情的美好和纯真。微型小说尤其难在对典型的选择和提炼上，许国江在这方面着意于能带给读者以新鲜的美感。同样，在《阿强》中，因白血病夺去如花少女小白的生命之后，友情中萌生几许朦胧爱意的男生阿强，在高考前夕的夜间突然失踪，原来他独自来到小白的墓前，把她病后为她抄写的听课笔记，还有各种讲义、试卷中的重点和难点，认认真真的给长眠的小白讲了一遍。因为，他固执地认为小白不应该死，应该顺利地通过高考。这一典型细节不仅强化了悲剧色彩，而且令人心颤于这种痴情的纯真程度！作家若没有对于生活中美好感情的追寻和倾心，怎能如此倾泻笔端？再如《刘二和他的盐水鹅》，所写的是小街上人们购买盐水鹅的前前后后，折射出的却是同情弱者（下岗失业人员）的纯朴民风犹在。夸大点说，作家是在肯定着这种维系人间美好关系的一种惯性力量，即不为贫富差异所左右的大多数普通百姓之情。许国江创作微型小说以小见大，向生活纵深处开掘的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正由于作家热情讴歌着真善美，因而对于人性中的假恶丑必然予以揭露，进行谴责和鞭挞。这也就是人们所肯定的他微型小说特点之一的讽刺与幽默。幽默作为舶来词语，其概念的内涵近来大有众说纷纭之势，有些理论著作所引的竟达四十种之多。这里我们姑且不谈人们认识上的差异，却说许国江笔下的幽默是作家优越感和自信心的强烈外溢，是人格力量的一种显现。而人们所称道的许国江小说的另一特点“贴近生活”，除了见之于取材方面之外，恐怕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贴近普通百姓心灵，表达了真切的民情民意。
　　被评为2000年中国年度最佳小小说的《抓副麻将给老爸》，典型地显现他讽刺幽默的特色。派出所副所长答应妻子抓副麻将给岳父，这已经够有讽刺意味了：以权谋私。第一次抓赌，遇到顶头上司赵局长等人陪吴书记玩牌，遭抢白后赔笑退出。第二次则收下既是老熟人又是大款钱老总送的一条中华烟而告辞。第三次竟陪同表兄、同学和小老板打麻将豪赌，自己赢了一千多元。最后到老街上抓了几个老头所玩的那副麻将交差，不料竟遭妻子抢白：指责他所抓的竟然是老爸玩腻了而送给朋友玩的那一副，多丢人！冯副所长听了，“啊”了一声，一时不知说啥是好。此篇波澜迭起，紧扣“抓”字，把副所长遇权而溜、逢富收礼、参与赌博、欺侮老头的举动勾勒得惟妙惟肖，不动声色却入木三分地揭露出“这一个”基层执法者玩忽职守、知法犯法、以权凌弱却心安理得的状态，从而揭示其人性堕落的程度已着实令人吃惊，也着实令人忧虑。是的，各种忧虑难以释怀，作家揭露时才辛辣地加以嘲讽。又如《河豚宴》，写工商管理局长借收缴国家保护动物河豚反过来又设河豚宴来讨好皮副县长（这几公斤河豚价值近2万元），作家不动声色地展示并讽刺了这种以权巧夺、饕餮成性的丑陋。《难题》，则写袁干事应邀参加婚宴，见安排与局长、书记同席，立即想到了给谁先敬酒实在不好定夺，于是假称身体不适，而一溜了事，这一情节再次展现出俄国小说家契柯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之死》，其锋芒所及，直指官本位思想的流毒。此用意也同样表现在《敬酒的学问》、《关于握手问题的规定》两篇小说中，作家的讽刺显然是辛辣的。
　　至于虽已离岗，原机关一串钥匙却不离手的某局长，一旦丢失这串昔日权力象征的钥匙而险些丧命的闹剧。（《失落的钥匙》），更是对这种官本位思想阴魂难散的嘲讽和鞭挞，由于运用了适度夸张的手法而愈显辛辣。作家对于贪官的嘲弄和怒斥是不留情面的，副科级的朱轩研究《易经》给人算命的行为本来已属丑陋行径，局长在会上对此批评本来无可非议，而局长巴望能升上高位的心切，偏偏又找朱轩为其看手相，这已经滑稽可笑，朱轩则借机揭露他身边常有美女相伴，又对其仕途闪烁其辞，大吊胃口，然后用信封藏了所谓化解之法相赠，局长不等天黑打开，却见两个遒劲的大字：戒贪！这种讽刺显然带上以丑制丑的色彩，对于丑的否定近乎刻薄，凛然正气中显示了一种酣畅。
　　不良社会风气中所显现的人性丑，也难逃许国江的锐笔。即以人们私欲膨胀的丑陋而言，在许国江笔下可谓纤毫毕现，且有多种类型。诸如人们共同具备、甚至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来的自私（《分白果》）；还有趁医疗改革之前而不惜割去自身器官，以免犯病时自己会多掏医疗费的自作聪明（《未雨绸缪》），以及某教师趁有人请求帮助孩子转学而借机敲诈的（《转学》），皆属逢机而发的私心；至于挖空心思反复把姓氏改来改去，为铺平升官发财之路（《改姓》），则属私欲一贯膨胀之类，尽管它们有所不同，却皆因金钱诱惑而对人性扭曲，作家将它们描绘、揭露出来，给予嘲讽，旨在警示世人！
　　在许国江笔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见之相互猜忌，有同事之间的（《纪委来的一个电话》），有夫妻之间的（《午夜电话》）。干群关系扭曲的（《吊丧》），尤使作家忧虑：当前往吊丧的人们得知遇车祸死亡的不是局长夫人，而是局长本人时，前往吊唁的车辆立即半路返回，“出礼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要求前往吊丧的人也不到原来的二分之一”。这种状况若比起封建社会里“娘子死了白满街，老爷死了没人抬”自然要好得多，却实在令人深思，惋叹干群关系滑坡至此！
　　人们的盲从习惯体现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心态，同样引起作家的忧虑。如《卖菜》所揭示的憨厚者受窘遭制，动心眼者畅行获利，惯于从众者多掏了腰包，青菜价格同质量随意背离。这种集体无意识心态当属我国国民性的弱点之一，我们仿佛听到了作家无奈的苦笑与长叹。
　　当年鲁迅曾在短篇小说《风波》中提示辛亥革命后浙东农民身上的由于无信仰而无操守的精神状态。这种旧病虽经建国以来多年宣传教育的治疗，如今却又作为一种顽症重新发作起来。《借用》写某县司法局A局长到省里开政法工作会议，因嫖娼而被当地派出所收审后，县政法委副书记竟然要借用A局长一天，以便回县传达省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理当遭到拒绝。试看，这A局长和副书记还有什么法制观念？哪还有什么信仰？在加强法制的今天岂止是滑稽可笑，分明昏聩腐败得令人发指！另一篇《手上有把刀》，写厂长眨眼之间把对工人大李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之所以有从威严到亲热的骤变，是因为大李把双手插在裤袋里，有人递给厂长条子说大李手上有把刀。怕死导致这个官气十足的厂长哪管真假，不问是非曲折，马上变脸，堪称当代变色龙，同样表现出无操守这一国民性弱点的旧病复萌。作家幽默讽刺中所显示的忧虑显然是沉重的。由此可见，许国江的笔触已伸向了国民性弱点的深处，以其剖析人生的深刻性和清晰性，而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
　　否定丑正是从反面肯定了美；恨之深与爱之切统一于作家的正义感和责任心。许国江的讽刺是辛辣的，幽默是隽永的，在字里行间透出他那冷静机敏的笑，有助于读者能看出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同时为他洞幽烛微的艺术功力所折服，程度不同地得到精神上的升华
　　发表于2004年5期《扬州文学》。（题为《冷静机敏洞幽烛微》）
　　2005年11期《金山》
　　2005年4期《武警学院学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报核心期刊

袁锁林

刘教授对许国江先生的微型小说读得深，看得透，评得准，感觉还是原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