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水浒座次中国当代作家排行榜（转载）之二

孙子故里

文坛军师两名
正榜第三名：天机星智多星吴用 王朔
    中国当代小说家，以语言见长，以语言得宠者，首推王朔。成也语言，败也语言者，亦唯王朔。
    王朔之语言，北京口语也。中国之文学，字音分离，字者放之四海皆晓其意，音者局于一隅十里不同。故中国文学，可谓书面语之文学，和欧西盛行口语入文学者，大相径庭。自清乾嘉之世，中国之官话系统，渐由北京官话取代南京官话，其代表者，一则是昆曲衰微京剧繁盛，二则是《红楼梦》之大行。至五四一代，提倡白话文，我手写我口。然中国地域广大，江浙闽粤，我口写我手，其他地域人口如读洋文，唯有北京方言，方能入文学。是故有老舍之出也，是故有王朔之大行也。文学技艺姑且不论，天子脚下皇城根，得地域之便宜也。
    王朔是一聪明人，其调侃戏谑，既发之以京腔京韵之声调，又发之以皇城子民之心曲。皇城子民，洗脚上田、进城娶女学生之军人子弟也，砸烂孔家店，血洗红八月者，王朔之兄长也。其于文学文化文人，百般瞧不起，万般调戏之，文革故伎也。上世纪八十年代，世道轮回，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老三篇、血统论，无用武之地。逢其时，王朔倒转船头，一头扎进方兴未艾之文学热潮，既做弄潮儿，又做叛逆者，左右逢源，风头无俩。
    然王朔之小说，终归是粗糙语言之构成，其文学意识，乃大革文化命而不得之失落化为嘲讽。其大部分作品，粗制滥造，固然领一时之风骚，风卷云舒，终将泯灭。代表王朔之文学追求者，首推《动物凶猛》，“一小撮人”之童年写真，运笔曲折含蓄，可谓佳品。其后蛰伏十年，所做《我的千岁寒》，对于北京话版之汉语语音实验，尚有可圈可点之处，然小说之所谓哲学思考，则且滥且俗，其后随之《北京话版金刚经》，幼稚可笑，惨不忍睹。王朔之优势，纯在北京话之语言优势，放之四海而皆讨巧，至于哲理思辩，不仅需要嘴巴利索，而且需要脑瓜灵活，就不是王朔所长了。

正榜第四名：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阿城
    中国之文学，过去有所谓“文以载道”。此道也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天道也。天道者，非仅世道人心以德服人之庸俗道德也，尚且包揽宇宙万物人伦之运转，即如今所谓哲学也。“文以载道”，始自唐朝韩愈，至宋，濂洛关闽，杂释入儒，融冶一炉，成所谓道学，流传千载，至五四一代而绝。是以故，中国之当代文学，无道之文学也。若有，则惟钟阿城乎？
    钟阿城之道，非惟儒家道学，而儒道之刚毅、之不可为而为之，杂糅于老庄之无为。文以载儒道，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之大传统也；以老庄入文学，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之“小传统”也。盛时孔孟衰时庄，儒道轮回，至今两千年。阿城生逢衰世，中国文化凋零沦丧，道在泥中，而有《棋王》、《树王》、《孩子王》之作出世，潜龙无用，惊鸿一现。
    阿城之文以载道，如作画刻印，其繁复处，笔墨酣畅，笔意曲折墨意淋漓，壁垒分明，张驰有度，其简约处，点到即止，笔到而意未尽，宽可跑马密不插针，几一字不可增减损益，可谓文学精巧之极致也。王朔之重写金刚经，与之相比，粗俗鄙陋，不可以道里计。其余诸家文学，非复有道之关怀，更无文之纯粹，更不复论。
    文学是个体力活。阿城浅尝辄止，得享大名，抽身而出，不复为冯妇，进退举止，正合乎道之运用，系乎一心。

文坛马军五虎将五名
正榜第五名：天勇星大刀关胜 王安忆
    中国之当代文学，可谓农村文学，土得掉渣，简称“渣派”，自《暴风骤雨》、经《艳阳天》，以至于莫言、阎连科、余华，无不以描摹农村风物见长。欧西有东方主义者，力斥西方人以西方视角猎奇于东方，仿其例，中国当代文学，可谓“猎奇农村”也者，构成了大篇幅之“农村景观消费”。肇始此端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知青文学也，之寻根文学也。
    中国当代文学对于城市生态，构成一种别有意味的失语。城市乃现代化之产物，城市人之行为举止，需放置于现代性、后现代性中考量，而中国当代之作家，所受教育程度有限，对于前现代之中国传统尚且一问三不知，遑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书写城市与现代性之作家，唯有王安忆庶几近之。
    王安忆早年之作，以小鲍庄系列、三恋系列为代表，女性意识昭然，而其对城市女性心理之探索，以《我爱比尔》为集大成者和高峰。无论从文字技艺，还是从小说意识，《我爱比尔》均可比拟于《包法利夫人》，在时代变局启动之后一个孤独而坚毅的女人自我追寻的故事。这甚至可以说是王安忆最好的作品。
    中国古话曰，小富即安，阿城之谓也，抽身而出，闲云野鹤。王安忆却有文学野心，其以后之作品，多为书写历史之宏大叙事，中间虽偶然间插以短篇故事，志不在此而在彼。其最著名者，若《长恨歌》，若《启蒙时代》，无不起笔豪迈，失之琐碎。无他，其对历史变迁、个人命运，没有总括之想法也，而于历史巨变、血雨腥风之细微之处，又无察觉、临摹之眼力。王安忆之长处，在于现时代之城市生态，不在过去时代之历史细节，舍长取短，赔本生意。

正榜第六名：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张大春
    文学之道，道乃其中，执中守端，变幻万千，斯之谓文体自觉，或曰文字游戏。中国当代作家中，玩弄文字最高妙者，首推台湾张大春。
    文字游戏，一言以蔽之，智力游戏耳。欧西作家，如福斯特，如纳博科夫，如卡尔维诺，如戴维•洛奇，皆是文字游戏之高手，同时亦著有文学鉴赏之讲稿，条分缕析，可谓作家入门指南。上述三者，所属文学世代有先后，文学成就有高下，文学眼光有青白，而其对技艺之自觉，则属同一。
    中国之当代文学，起自粗鄙之知青文学，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大部分作品没有招式没有技巧，偶有留意于此者，也是照本临字照猫画虎，伸胳膊蹬腿，疏漏百出。幸有台湾张大春，既写有《小说稗类》，可为初学课本，又有诸多作品，可为临摹教材。
    张大春之文本操练，变化多端，旁逸斜出，每以旧年之旧花样，叠床架屋，密针细线，重做七宝楼台，似像非像，欲拒还迎，乍熟还生，读来或捧腹，或悠然，或拍案，或扼腕，中文小说文本组合之高妙，莫过于斯。其早期作品《将军碑》、《四喜忧国》以当代日常生态之俗语俗文俗思想俗念头为根基，间杂以当世流行之马尔克斯之笔法，辗转腾挪，寓嘻笑于庄严，霎是好看。其中期作品《城邦暴力团》，披武侠小说之羊皮，填塞中国传统秘密社会之风俗，杂之以密码故事之结构（彷佛艾柯之《玫瑰之名》），芜杂百变，可谓“填鸭式百科全书小说”之极致，可惜失在枝蔓太多，节奏缓慢。其近期作品，“春夏秋冬”系列之《春灯公子》、《战夏阳》，转而以中国旧白话小说为根底，将野史正史、谜题、诗词，十八般武艺，顺手拈来，随意翻转，运用越加纯熟。
    好的小说，阅读亦如写作，属于智力游戏的范畴。低智商作品，给予读者身体欲望，高智商作品，则给予读者智力愉悦。阅读之愉悦，张大春之作庶几近之。

正榜第七名：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张承志
    中国当代文学，多常态，少异端。若论异端，张承志可谓也。
    张承志出身翁独健门下，得中国史地学术之嫡传，然其志向不在考据钩沉之史学，而在开疆辟土之文学。追寻根源，当是其红卫兵意识之沉淀荟萃，积而厚发，一往无前。中国当代作家中，有文革之英雄主义意识者，所谓改天换地战天斗地之类，不在少数，昭彰者譬若王朔，潜隐者譬若格非，然多抒发以迂回曲折之路径，改头换面，唯恐被人揭穿。唯有张承志，怀抱英雄主义情节，直抒胸臆，虽千万人吾往矣。此之大端，概以《北方的河》、《黑骏马》等早期作品为代表。
    张师翁独健，蒙元史大师也，出入中西史料之间，考辨边疆民族史地之典章制度。张承志从学翁氏，所受学术训练可谓严格，故其后期所做，概以边疆民族宗教之生态变迁为主题，运考据于文学，发掘民族之幽微，彰扬历史之隐秘，而以《西省暗杀考》、《心灵史》诸作为代表，其对文学藩篱之冲击，可谓洪钟大吕。
    近百年中国名史家，为学多随大时代之巨变而变化，譬如王国维，早年修习西方之哲学，以西方之哲学解中国文学，中年遭逢辛亥之变，转而为甲骨文字之学。张承志深谙史学世变之味，早年写作不脱英雄主义之格局，中年之作乃转寻民族宗教之义理，及至后期，已经超越文学窠臼，其得失亦不足以文学小道而论矣。

正榜第八名：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宗璞
    宗璞之小说，也许不应该放在当代文学中，而应该放在中国文学史的大序列中，方见出其意义所在。白话小说，自《红楼梦》后，在语言上作出开拓者，唯有用苏白所写之《海上花列传》，其后便是宗璞之《野葫芦引》系列。在一定意义上，宗璞所用之语言，已经是一种死语言，无人会用更无人晓得用。中国当代文学之语言，经历过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之大量改造，句法、构词法已经与宗璞所用之白话大相径庭。语言之活化石，斯之谓也。也正因此，《野葫芦引》可谓绝唱。
    不仅语言上之绝唱，《野葫芦引》还是中国文人精神血脉之绝唱。这部长篇三部曲，以西南联合大学为背景，描述了国难之际的中国文人群像，其中虽有部分自传性，但人物群像之丰满细腻，头角峥嵘，举止克制，进退有距，罕有其匹。
    中国当代文学，多受大革文化命之影响，笔下学者文人，多以丑角面目出现。实则，国难之际，文人学者之刚烈，比之作家诗人之鄙俗媚骨，云泥之判也。然，上世纪前半期，部分作家和学者，尚属同一阶层，诗文唱和，彼此能对话，部分人身兼作家学者双重身份。自上世纪下半页至今，作家普遍粗鄙化，不学无术、招摇撞骗之徒比比皆是，鸡鸣狗盗、祸害他人者所在多有，又有何资格以学者文人为题材写作？

正榜第九名：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余华
    文学竞技场，比文采，比风流，比版税钱财，比海外名声，鲜有比狠者。比狠，青皮之谓也，过往之社会底层，往脑门拍砖，往大腿扎刀，非为伤人，只为自残，无他，比狠也。文坛若谓比狠，谁狠得过余华。
    早期余华，误入先锋派，却锻炼出一路对细节的把握能力，其作品，整体是片大混沌，结构一团乱麻，而在细微之处，动作之描述，字句之排列，声色之比喻，却有刀刻般效果，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期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抛却先锋派故作深沉之皮囊，平铺直叙，枝节不生，单纯借助人物故事之狠上加狠、伤口撒盐，而收夺人眼泪之效果。可惜的是，一部分好的作品固然会让人感动，而好的作品，并不仅仅为感动而写，不仅仅为人物命运之剧烈运动而写，好的作品，其目的在于引人思想，而非引人眼泪。眼泪属于肉体行为，思想属于脑力劳动。从这点而言，余华之《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差强算是好作品，但百尺竿头，进一步难于登天。
    蛰伏十年，余华拿出的却是失败之作。新作《兄弟》将历史架构于中国社会近三十年之变迁上，惯常套路依旧是比狠、比脏，夹杂以浮皮潦草、故作荒诞之生活生态描摹。社会之荒诞，非是拍脑门想象之产物，而是观察记实录之所得，荒诞之产生和发展，自有其必然之逻辑，环环相扣，稍纵即逝。《兄弟》下部中种种荒诞不经之描述，可谓强买强卖之厨房制作，固然令人发笑，笑则旱地拔葱，笑罢波澜不惊，于整体叙事结构，无逻辑链条，无意义之环，止于噱头而已，无文学价值可言。
    文学乃世道人性之学，非青皮比狠之砖。坊间传言，余华访美与美国作家聚谈打字机数小时，归国后欣然曰作家在一起是不谈文学的。实则，一定级别之作家，相逢一笑，必谈文学，故有布罗茨基与哈维尔之争论，福克纳与雷蒙德•钱德勒之斗酒。不谈者，话不投机半句话，王顾左右而言打字机，没话找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