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有浩然气，白首亦常新（上）

钟炎

胸有浩然气，白首亦常新

——读司马攻闪小说集《心有灵犀》有感

文/沈汉炎

程思良老师要我给司马攻的《心有灵犀》写篇书评，我想既然程老师吩咐了，管他是司马攻还是诸葛守，将来便是。于是毫不犹豫答应了。可当我看完书稿，并对司马攻其人其文进行一番“知人论世，缘景明情”后，便对自己的年少轻狂感到懊悔。坦白讲，司马攻年届八旬，亦商亦文，在商则是几家大公司的董事，在文则著作等身，是泰国华文学界的风向标和泰斗，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富帅”的老前辈，我这等小屌丝岂敢妄议。即便就《心有灵犀》论，其文之“气”，亦是我现在的学识、阅历和胸襟所无法驾驭的。因此写作此文，我已做好见笑于大方之家的准备了。

常言道：大胸怀者大作家，小胸怀者小作家，无胸怀者非作家。我喜欢的作家有苏轼和胡适，喜欢苏轼是因为他乐天宏博，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喜欢胡适是因为其宽厚悲悯、务实执著。而从《心有灵犀》这一斑窥之，司马攻似乎二者兼而有之。《心有灵犀》虽然是本闪小说集，每篇作品也就两三百字的样子，文风也较温厚，然其气却甚大。而其所为大，大在铁肩担道义的担当，大在悲天悯人的情怀，大在游子拳拳之乡情。《心有灵犀》文小“气”大，这种“气”首先体现为一种浩然正气，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正气。

司马攻主张“文章要有社会效用”，要以“适用为本”。他在《我与闪小说》中明确表示：“我的文学观：任何文类，无论是小说，散文、小品、诗歌，其内容必须具有社会意义，从而达到社会效用”；“文章合为时而著”“动笔之前先要有立意，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性。”比如《情深恨更深》《靠窗那张床》《伤心河边骨》《风雪夜归人》四篇文章，便是以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忠、孝、仁、爱这四维来写作的。再比如《水改》《水运》《水性》《水缘》《水落》等系列文章都是因2011年七月泰国洪灾而写的，这系类作品，或正面赞颂患难中的人性之美，或反面针砭时弊，皆旨在惩恶扬善，为人性增加正能量，“有补于社会和国家”。

反面的例子，比如《依数据没错》。该文写洪水过后，当反对派民代检举某区民代变相贪污救灾款，并指出该区百分之八十的灾民被转移，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盒饭，也不用那么多救灾款。然而某区代表仍强词夺理，坚持按户口计算。更为荒唐的是，当两民代闹得不可开交时，会议主席（执政党要员）最后出来主持公道：“不要再争了，根据户口来计算也没错，况且政府的政策是，宁可浪费一些，而不要饿死一个人。闭会！”执政者的话语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是无力地和稀泥——如此之庸政、懒政。再如《诉苦》。《诉苦》讲述了一个花重金大量备置防灾设备的人，因没有受灾，而为那些设备英雄无用武之地而苦恼，并向受了灾的朋友诉苦的事情。这真是荒谬之极，而且更荒谬的是：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并不少见，甚是讽刺。

正面的例子也很多，比如《真善》中的周大娘。文章讲水灾中，周大娘到救济处领五艘小船给无力买船的人家。可是两天后一船贩在与居民讨价还价时正好看到周大娘，无意中揭示了真相——周大娘的五艘船并不是从救济处领的，而是每艘花三千五泰铢向他买的。再如《他又做了一只大船》中的年逾花甲的单身汉。洪灾期间用自制的可乘四人的木船在社区义务接送居民，人们给他钱，他也不接受；碰到乘客多的时候，他便跳到水里，把位子让给乘客。可是洪灾过后社区举行庆功会表彰有功之人时，因为他既不是官员，也不是社会知名人士而被拒之门外。那些受过他帮助的官员、名流们，竟故意对他熟视无睹。即便如此，他所想的却是明年会不会还有水灾，并开始准备更大的木船了。

正反例子摆在这里，不言自明。可贵的是，司马攻所写的这些事情都是普通的事情，所描写的对象基本都是底层的民众。写正面，扬正气，是静静的，读者在其阐述中不知不觉领受了同情与赞赏；写反面，刺贪刺伪，也是宽厚的，读者在听完一个静静的故事后，自然而然有所感悟，善恶是非于无形中自明。

有人认为闪小说最多不过六百字，篇幅短小，社会效用不大。

确实。闪小说不仅短小，而且易写难工。但君不见华君武、丰子恺的一副小小的讽刺漫画也曾常引起社会热议，伊索的一则寓言也能教谕社会千年，故图文不在短小，而在否能一针见血、明心见性。更何况，“小小的效用，有胜于无，更不能起坏作用。”（司马攻《我与闪小说》）

殷茹

欣赏~

钟炎

回复 2# 殷茹


    殷茹好。多次看你的评论，文笔很美。

菩提花

呵呵，读你对《他又做了一只大船》的简评，让我想起了《羊脂球》。

钟炎

回复 4# 菩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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